38年前，初中毕业只有17岁的陈竺，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同龄人一样，从大都市上海来到江西农村插队。

    那些躬耕农田的日子，他抓住一切机会读书。

    他喜欢医学，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医生。命运眷顾了他，他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，并进入一所卫生学校深造。由此，他开始步入医学的殿堂。

    2007年6月，当年的赤脚医生陈竺成为卫生部部长，并是改革开放后首个出任政府部长的无党派人士。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更大的舞台。

    一个好学的知青

    30多年前的夜晚，江西省信丰县山香村，收工的知青有的早早上床休息，有的出门找当地老乡聊天。一间窄小的土坯房里透出一点灯光。一个年轻人，在蚊帐中，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亮，翻看《中国建设》。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成为卫生部长的陈竺。

    当时的陈竺在信丰县山香村插队。多年后，他的老师———中科院院士、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王振义回忆说，上山下乡的那几年，书籍一直是陈竺最好的伴侣。

    陈竺1953年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父母都是上海第二医学院（现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）附属瑞金医院的教授，他还有一弟一妹。1970年，17岁的陈竺初中毕业后，来到江西农村插队。

    从小受父母的熏陶，陈竺一直喜欢医学，他希望有机会能做一名医生。

    白天，他和其他知青一起在田间劳动；晚上，他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光，看父母从上海寄来的医学书或者英语书。当地的老乡都记得，陈竺的蚊帐被煤油灯熏得乌黑，有次还差点烧着了。

    陈竺学习英语的方式很“独特”。他看英文版的《毛主席语录》，这使得他安全地度过了检查；他每月从7元的生活费里省出一元买《中国建设》，从中找出医学报道，自己翻译成英文，寄回上海给父亲，父亲修改后再回寄给他。

    1974年，在信丰县山香村呆了4年的陈竺，成了当地一名赤脚医生。王振义说，“当地老乡对他评价很好，说他医术好、心肠热。他也说过，赤脚医生的经历让他觉得知识很重要。”

    当赤脚医生一年后，在当地领导的推荐下，陈竺来到江西省上饶卫生学校读书，两年后他毕业留校任教。因为他专业知识扎实，业务出色，很快，他得到学校领导推荐来到上海瑞金医院进修。

    在瑞金医院，他遇到了王振义。“当时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虽然只有中专学历，但人聪明，知识丰富。于是鼓励他继续深造。”王振义说，1978年，征得瑞金医院领导同意后，陈竺以同等学力者身份报考了王振义的硕士研究生。

    当时是恢复研究生考试的第一年，在众多考生中，中专毕业的陈竺总分第一名；当时获得第二名的，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陈赛娟。

    转攻分子生物学

    研究生毕业后，陈竺留在瑞金医院工作。1984年，他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优异的外语成绩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赴法国担任住院医生的人选，当时他主攻的方向是血液学。

    在法国求学时，他经常到相邻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“串门”，因此对分子生物学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
    随后，陈竺决定暂时放下手头研究的课题，开始分子生物学的学习和研究，填补我国这个领域的空白。就这样他专攻分子生物学，并成为了巴黎圣·路易医院血液学中心实验室的博士。

    两年后，妻子陈赛娟将2岁的儿子留在国内，来到陈竺所在的实验室攻读细胞遗传学博士学位。夫妻二人所在实验室的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，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和做实验上面。最终，他们的两篇论文得到了导师的肯定。

    “陈竺夫妇在法国留学生中非常有人缘。”王振义说，虽然拿到了奖学金，但陈竺夫妇的生活并不宽裕，因为只要有中国的留学生找去，他们都不惜倾囊相助，为同胞安排好食宿。

    紧张的求学生活，使得陈竺夫妇很少有时间和留在国内的儿子交流。1987年，陈竺夫妇随法国代表团访华。回到家中，年幼的儿子根本不认识他俩。

    1989年，陈竺夫妇决定回国。法国的导师极力劝他们留下来，并承诺会有更好的条件和前景。当时，陈竺身边的一些中国学生留在了法国。

    陈竺还是回到了祖国。他的博士毕业论文扉页上写有工整的楷体字“献给我的祖国”。他说：“要让科研成果长在自己的国土上。”

    抱着试剂回国

    1989年7月3日，陈竺夫妇带着一个大箱子从巴黎乘飞机回了上海。

    在虹桥机场，瑞金医院的同事们以为箱子里装的是国内买不到的香水、数码产品等物，但陈竺说，箱子里全是法国同事送的科研试剂，还有用导师专门为他们从法国抗癌基金会申请的10万法郎购买的科研器材。

    王振义说，“这些东西在当时的中国是找不到的。为看好试剂，在阿联酋转机时，陈竺两口子特意申请留在飞机上，没有下飞机活动。”

    瑞金医院特批了40平方米的两个病房给陈竺做实验室，用于研究分子生物学。这个实验室，只有几张桌子，很少的科研器材。由于经费有限，陈竺夫妇只得借用别人的冰箱存放试剂。一周后，冰箱出现故障，试剂全部报废。

    同事们都很惋惜，“但陈竺没有气馁，仍然自己创造条件努力实验。”

    陈竺的博士生张庆华说，当年陈竺导师骑着三轮车满城跑，寻找最好的科研试剂和器材。在瑞金医院血液学研究所，陈竺是其中一个课题组的负责人。陈竺带领这个课题组，经过多次临床实践和实验，成功诠释了急性早右粒细胞白血病的发病原理。不久后，他们又阐明了用“砒霜”治疗急性早右粒细胞白血病非常有效，谱写了医学界的新篇章。

    王振义说，现在血液学研究所的科研条件，比陈竺在时好很多。“但是对他（陈竺）来说，科研环境并不起决定作用，他一直是个执著的科学家。”

    一个严格的博导

    在搞科研的同时，陈竺还带着研究生。

    张庆华早在读硕士研究生时，就去听过陈竺的课，“他从不照本宣科，总是结合国际最新的研究成果来讲，十分生动，又能让学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”。

    1996年，张庆华考了博士，师从陈竺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。他说，他知道陈竺是个对学生要求严格的人，但是学生中流行一句话，“如果导师不批评你，只能说明你没有希望。”

    当了陈竺的学生后，张庆华领略了陈竺的严格。他的实验报告拿给陈竺，两天后，陈竺一定会给他电话，对报告提出问题，每一个问题都切中肯綮。“一篇报告，三个月后，陈老师还能记得其中的细节部分。我想，这不仅是因为他聪明，更因为他对学生有很强的责任心。”

    血液学研究所的研究生，每周开一次读书报告会。陈竺任中科院副院长前，几乎每周都到会，参与学生们的讨论。有时候他会带一篇国际最新的学术论文，让每人朗读一段，他再就文中重点内容进行提问。

    张庆华觉得这种方式令他受益匪浅。“这是陈老师有意地培养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科研意识。参加完两次读书报告会后，看书时我不再漫无目的，而是学会了带着问题和思考去理解。”

    分子生物学的博士，很大一部分硕士时攻读医学。张庆华的一个师兄，因为对分子生物学不熟悉，被陈竺安排多次实验。“有一天我经过实验室，看到师兄实验进行不下去了。陈老师在旁边满脸笑容，手把手教他做。当时陈老师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，科研工作十分繁忙，但他还是手把手教学生。

    从师三年，张庆华只去过陈竺家一次。那是1998年春节后，他和几名同学一起去给陈竺夫妇拜年。一推门，张庆华只觉得“这哪是一个院士的家”，陈竺的家里摆放的是半旧的木质家具，极为简朴。

    96级陈竺的博士生有两名，张庆华是其中一名，现任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，另一名留美数年后回国，进入“科学院百人计划”之列。

    王振义说，衡量一名教师的标准，学生的成就不可忽略。

    出镜平息非典恐慌

    1997年，陈竺在浦东新区牵头成立了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（以下简称南方研究中心）。该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林颖是被陈竺招聘进来的。

    林颖回忆说，通过笔试后，作为南方研究中心主任、法人代表的陈竺负责面试他。“虽然我只是应聘行政管理工作，但他（陈竺）的每个问题都和分子生物的专业知识相关。面试回来我额头出汗了，感觉他是个非常严谨、务实的科学家，很随和，没有领导的架子。”

    作为国家863计划人类基因组重大项目和973计划疾病基因组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，陈竺负责领导南方研究中心，积极开展与人类健康和疾病相关的基因组研究工作，同时，与我国其他基因组中心共同承担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（HGP）的部分测序工作。中国是继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日本之后正式加入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的第6个国家，也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，承担了人类基因组1%的测序任务。

    1999年中秋节，南方研究中心的测序任务进入攻坚阶段。陈竺早早来到办公室，全天指导和陪同员工工作。同事回忆，当天陈竺和中心科研人员共进午餐时发表讲话，给在一线努力工作的科研人员鼓劲加油，还自掏腰包给大家买月饼。

    一年后，陈竺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，从上海转战到北京，主管生物技术局和国际合作局。2003年春，非典在广东开始肆虐，而后蔓延到全国。

    陈竺看到了这种病情的可怕，于是组织科研人员对其进行研究。5月，国家防治非典科技公关领导小组成立了，中科院副院长陈竺提供了自己的意见，被任命为副组长。接着，他带领12名专家，奔赴非典的起源地和重灾区广州和香港。

    在广东，陈竺面戴口罩，两天内走遍了所有的重灾区，考察了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等隔离病房，最快拿到了非典病源标本，使得中科院最早公布了非典的病源基因结构。

    在香港，由于对非典并不了解，人们情绪恐慌。陈竺和香港政府、医学界专家见面后，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，把非典可能的发病原因、传播途径、注意事项等通过媒体告知了市民，缓和了恐慌情绪。

    2003年7月，非典疫情平息。在所有人终于松口气的时候，陈竺联合21名院士上书国务院，呼吁加大公共卫生研究、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、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等。

    4年后，他成为卫生部长。